黑明新作《公民记忆》

2010年12月18日下午2时30分，著名摄影家黑明将与北晚新视觉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6层多功能厅联合举办《公民记忆》首发式和签售活动，同时举办影展。

　　关于《公民记忆》的自述·黑明

　　2004年春节，忽然想起整理尘封多年的纪念照，看到我在天安门前不同时期的几张留影之际，顿时发现自己苍老了许多。中学时期朝气蓬勃，大学时期风华正茂，二十多年时光荏苒，深感自己不再年轻。此刻，岁月的痕迹瞬间开启我的灵感，让我萌生了寻找100张天安门前老照片的想法，决定邀请照片中的主人公重返天安门，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，对他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影像对比。

　　2004～2009年之间，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，我先后找到近千张老照片。根据照片显示的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力求在同样的季节、同样的位置、同样的时间、同样的光影效果下，用不同时代、不同色彩、不同面孔，展示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。五年寻找，五年拍摄，先后有300多人带着当年的回忆和珍藏已久的老照片，从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河北、山西、辽宁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四川、陕西、新疆等地赶到天安门广场，他们不辞劳苦，不谋报酬，愉快地走进了我的作品。令我最为感动的不仅是影像本身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，更多的还是每位主人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配合。

　　几十年过去了，主人公们有了很大变化，有些人甚至已近垂暮之年。他们的变化不仅是容颜的改变，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，包括对人生、对社会、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都发生了巨大改变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他们的思想不再被别人掌控，身体不再承受高压，内心越发轻松，言行逐渐自由。尤其是他们照相时把手中的“红宝书”换成随身携带的护照、存折、银行卡和退休证、养老保险证时，每个人的笑容更加灿烂，神情更加从容。当然，这些看似幽默的元素，也给我的作品平添了讽刺意味。这次拍摄的人物，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职业和多种人生经历，他们有人为了民族的复兴，跟着共产党走南闯北、甘洒热血；有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昌盛，高举毛泽东旗帜，奉献了最好的年华；有人秉承匹夫有责的信念，给党提意见，却经受了不少折磨；有人因为历史问题，株连九族，受到极大的屈辱……今天，有人早已过上超英赶美的日子，有人依然在为生计艰辛奔波，有人还在畅想未来……无论男女老少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五年间，每当我扛着摄影器材前往天安门广场，总要被公安或武警盘查一番。尤其是在奥运前夕，广场的四面八方一夜之间装满了安检设备，从此进入广场就和坐飞机一样，必须排队接受全面的安全检查。加之本次拍摄我选择了胶片，所以不能经过X光的照射，每次安检都要费尽口舌，请求安检人员手检我的胶片和相关器材。无论是安检，还是拍摄过程，如果遇到好说话的警察，随便看看我的行头便示意让我通过，如果碰上较真的主儿，经常要把大包小包翻个底儿朝天才算了事。其实为了便于拍摄，真想和他们打成一片，但天安门分局的警察一年四季都在该地区转圈执勤，即使混得脸儿熟，一年都难得见上几面，很难成为朋友。几年来我在天安门广场唯一认识的警察就是喜欢摄影的王宗雨，每次见面他都乘机和我探讨摄影技术，每当别的公安和武警上来对我盘查，他便过来替我解围，可惜后来他被调离天安门广场去了丰台工作。还有那些年轻的武警战士，纪律更加严明，他们经常面无表情、目不斜视，即使时间长了有个熟悉的面孔知道我不是坏人，不轰我走，很快也会复员回家，所以要和他们长期沟通和交流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也是五年中让我感到最为烦恼的一件事，同时也让我体会到普通人做事的艰难和困惑，好在凭着自己对摄影的执着和热情，从未放弃。

　　为了保证这部作品集的影像素质，本次拍摄从头到尾我都采用了4×5的大画幅照相机，所以三脚架、冠布、测光表、单筒放大镜，都是必不可少的摄影器材。每当我把黑色的大相机装上三脚架对准天安门，然后再蒙上黑布半个身子钻进去调焦的时候，警察和武警立刻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。问我是哪儿的，来干什么？三脚架上的大家伙是照相机还是摄像机？为什么把头蒙在黑布里？手里的测光表是什么仪器？用望远镜看什么？来广场拍摄是什么意图……面对他们一连串的问题，我总要解释不是摄像机，是照相机……蒙在黑布里不干别的，是调焦距……不算仪器，是测光表……不是望远镜，是调焦用的放大镜……我是摄影师，没有什么别的意图，只是拍着玩……要是说采访，作为个人行为，我既没有天安门管委会的采访批文，也没有照相摊位的营业执照，根本没有资格在此行事。尤其我的相机过大，每次拍摄都会吸引很多游客围观，而且不停地有人问我照一张多少钱？当时能取吗？面对这种问话，我总要无奈地重复：“我不是照相的！你们快走吧！！”否则聚集的人一多，公安和武警立刻又会过来轰我，包括巡逻的城管人员也很可能把我当成无照经营的黑摄影师，没收我的器材。为了完成这部作品，五年间我艰难地对付各种外来干扰，送走一批又一批转业兵和许多退休的老警察、老城管。

　　在这个最为敏感的地区采访拍摄，我曾赶上过许多故事，有的惊心动魄，有的荒诞无比。记得2007年8月16日那天中午，天安门广场突然发生了一起“爆竹事件”，一阵激烈的鞭炮声，迅速招来几十名警察和好几辆警车，东北角的游客全都被突如其来的鞭炮声吸引到那股浓浓的烟雾下。地上的鞭炮皮被腰挂警棍、手持对讲机的警察包围得严严实实，他们又是给鞭炮皮拍照、又是录像，放炮的一对中年男女也被警察迅速带上警车。当我拍完照片凑上去看热闹的时候，只听旁边一位游客说：“夫妻俩是从外地来的，听说他们的孩子考上北京大学了，来北京送孩子，顺手放了一串鞭炮庆祝孩子上大学。”听了这句话，我不由地笑了，多么纯朴的父母！也许他们是在兑现自己的诺言，也许他们心目中没有比天安门广场更为庄严的地方，所以选择来到祖国的心脏和最为神圣的地方，为孩子的成功点燃震天响的鞭炮，这也合乎常理。

　　最近，当我完成这组照片之后，国内外数十家媒体要求对我进行专访，还有无数媒体纷纷转发这些照片。有人自发为这组照片撰写文章，有人根据这组照片创作了一首首长诗，有人要求出资举办展览，有人提出免费为我印制画册……引发了一系列照片背后的故事。这些照片虽然没有什么抽象的概念和难以理解的艺术语言，但通过媒体规模呈现，却让不少人产生了共鸣，并且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，也彰显了影像的力量。在我看来，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影像对比，不仅展现了新中国60年的文明与进步，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巨大的历史变迁，同时还呈现出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的岁月沧桑和发展进程。其实这些客观的变化已经不是某个人的命运转变和生命过程，而是成为中国公民共同的经历和记忆。